筹建政务堂的事落实完毕，孙策趁热打铁，说起了今天下午在宛市的见闻。

他原本的确有些生气，宛市的商户越来越多，但市场却被部分世家控制，大部分的商户只能旁观，这不符合他的三观。可是听了张纮的分析，他又觉得张纮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。凡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，商业尤其如此，自由竞争固然重要，但重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有所控制，不能放任自由，无序竞争。

丝帛不是普通的布匹，具备和军械一样重要的战略地位，不能什么人都来插一脚。大部分商户无法涉足关中的布匹生意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做生意的人太多。而做生意的人多正是因为有利可图。再追问下去，之所以有利可图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民成为廉价劳动力，降低了人工成本，增加了利润空间。关中强行制定的高价只是推波助澜，却不是根源。

他提倡工商的首要目标是自强，其次是富民，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有稳定可言。现在百姓不仅没能从中受益，反而受损，自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结果，必须加以调整。

设立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，但这个标准如何设定，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。太低了没有意义，太高了又会影响工坊的利润，最后物价上涨，反过来又会影响民生。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工坊必然会收缩用工，采用延长工作时间之类的办法来抵冲，而工作机会减少，又会让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更加处于弱势，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，操之过急，反倒又会伤害他们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。孙策清楚这其中的利害，虽然着急，却也不敢一刀切。他没有具体的行政经验，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，具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张纮等人来解决，说得好听点，也就是垂拱而治。

只是他这个垂拱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管，只当泥菩萨。他是引领者，是确立方向的人。也许张纮会选择与他预期不同的道路，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儒家比法家有优势。法家是帝王术，只为帝王考虑，如何方便管理如何来，百姓的福祉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。儒家毕竟有一定的民本意识，只是被师法、家法束缚，制度创新时的动力不足，只能被形势逼得往前走，比较被动，适应时间比较长。孙策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打破他们的思维局限，引导他们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前进，主动求变。

拓展士的定义，实际上就是拓展民的概念。儒家反对与民争利，但他们的民并不包括普通百姓，所谓士农工商实际只是读书人、大地主、大工商业主，而在东汉，这些人又成为世家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占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反而不包括在其中。

现在孙策要求拓展民的范围，将绝大部分人口都包括进去，对这个时代来说，是一个观念的重大革新，即使张纮不是一个守旧的人，也需要时间来消化理解，然后再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好在张纮有读书人以仁为本的初心，有儒者虽千万人，吾往矣的豪迈，明知这件事很难，还是慨然应诺。

具体的事务由张纮承担，孙策垂拱而治，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：让张纮尽快挑选一些助手，不要把所有的事都困在自己身上，严格执行休沐制度，有病要及时到本草堂诊治。他可不希望张纮累死。行政事务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事，勤政绝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，历史上的真正勤政的帝王大多短命，大臣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张纮拯救了郭嘉，他也不能看着张纮成了诸葛亮的先驱。

张纮感激不尽，心里暖洋洋的。

两人正说着，诸葛亮快步走了进来，向张纮行礼后，递给孙策一封急件。孙策打开一看，是吕范发来的。杨彪到达浚仪，动作不小，不仅对关东的经济、军事非常关心，还有挖墙角的企图。孙策倒是很坦然，杨彪以私人身份出使关东，当然不会放过一切为朝廷谋利的机会。他奇怪的倒是吕范直接动用邮驿给他发消息，而且没有提袁权一句，看来袁权和袁夫人非常亲密，以致于吕范起了疑心，有所防范，不愿意惊动袁权。